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催生了生物科技产业的空前投资热潮。
“一级市场方面，疫情加速了生物科技公司的发展。不管是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数量、融资规模还是市值的增长、过去三年的年化增长率，生物医药行业都跑赢了整个市场的水平，年均复合增长率在40%~135%之间，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高级副总裁韩颖姣表示。
同时，新冠疫情亦加速了整个生物科技行业的飞速变革。韩颖姣指出：“港交所刚推出生物科技板块的时候，IPO公司大部分以创新药公司为主，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发行人细分行业越来越多元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包括疫苗药物的研发、检测，影像医疗器材和AI辅助的诊断，以及一些互联网医疗企业等，在二级市场的认可度非常高。疫情实际上是帮助这些公司实现了从业务到资本市场快速的发展飞跃。”
港交所于2018年4月30日启动上市改革，容许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来港上市。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已有67家医疗健康公司在港交所上市，首次公开招股募资额2090亿港元，其中包括33家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募资规模达870亿港元。同期，超过50家医疗健康和生物科技公司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其中包括19家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及一家国际公司。
资本的又一盛宴
对投资者而言，港交所推出的上市新规为生物科技投资提供了新的退出通道，崭露头角的生物科技企业享受了一场资本的盛宴。
在VVBI创始人毛隽看来，香港的法律法规、成熟的资本市场为潜在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留意到不少优秀的生物科技龙头，都选择回归港股市场，以及考虑在A股上市，标志着亚太资本市场的崛起。”
继2016年抢滩纳斯达克、2018年登陆港交所之后，百济神州的科创板上市申请于今年6月已通过上市委审议，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在A股、港股、美股三个交易所同时上市的药企，开创历史先河。
毛隽透露，由于疫情暴发，旗下基金的资金募集活动曾一度陷入停顿，转向集中精力进行投资，“2019年至今已经投了12个项目。在退出的部分，我们发现市场的关注度，包括内地和亚太地区的生物科技公司，大的药企更愿意来为我们的投资项目买单，把我们的项目接过去。在这种非常时期，生物科技行业反而是个避风港。”
2019年5月，毛隽投资、其兄创办的维亚生物在港交所成功上市，享受了港交所上市改革的红利。毛隽坦言：“我们创办、投资的公司在港上市之后，受到香港特区政府、港交所还有香港科技园的不断的关注、支持和鼓励。”
随着疫情逐渐受控，公司旗下的基金募集重启，投资者反应异常热烈。她透露，在第一轮融资中便迅速筹集了6100万美元，完成了总目标融资额1亿美元的近三分之二。
在短短数年内，港交所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上市目的地，“除了生物科技企业能够在香港上市外，我们还大力发展各种各样衍生产品，以及配套恒生指数公司指数的革新，将香港市场打造成为一个非常立体的生态圈。”韩颖姣说。
恒生指数公司于2019年12月推出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指数，追踪54只香港上市生物科技公司股票整体表现，其中21只为尚未有盈收生物科技企业股。
一大批生物科技公司接踵而至，“首先是由于(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基础，使得生物科技公司在还没有产生很多收入的时候，在他们最需要资金的时候，能够利用香港资本市场进行上市。”韩颖姣表示。
同时，她认为，香港 独特的市场结构亦是吸引生物科技公司的一大因素，“这里不仅汇聚了国际的投资人，也通过互联互通这样的机制，能够连接到内地的投资人，所以在香港能够接触到海内外多元化的投资者。”韩颖姣说。
从赶到超的“黄金十年”
此次疫情中，中国多个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研发及上市进展均领先全球，并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十年是中国生物医药从赶到超的十年，疫苗行业将迈入黄金十年。
科兴、国药的新冠疫苗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授权，这意味着中国疫苗首次走上世界舞台。截至今年6月5日，科兴克莱尔福已经在全球48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获批使用，全球累计供应量超过6.5亿剂，累计接种超4.8亿剂。
“疫情有助于加速提升生物医药水准，开发疫苗通常需要大约10至15年的时间。目前科学技术上的飞跃，例如快速测序病毒基因组和从信使核糖核酸(mRNA)制造疫苗的能力，使得疫苗开发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同时，疫情也调整生物医药行业的结构及布局，国内很多创新药企业猝不及防，面对这种突发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准备明显不足，疫情是重塑企业经营观念的契机。”科兴独立非执董卢毓琳表示。
当下的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如火如荼，毛隽坦言格局类似于20年前的TMT行业热潮，“20年前中国的TMT企业大都由海归创办，但投资者主要是欧美的大型基金。目前(生物医药)行业的情况类似，投资者的主力仍是有欧美背景的行业专家。亚太区的专业基金已经关注到生物科技行业在地区增长空间。”
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亦像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出来，她坚信，这种热潮将持续下去，“目前整个亚太地区的生物科技行业在全球占比仍然很小，但每年的增速高达30%-50%，而龙头企业则呈现50%-100%的急速增长。”
全球生物科技行业的重心近年来不断东移，随着中国合同研究组织(CRO)的崛起，美国排名前十的新药研发基金里，绝大多数都与中国合作进行新药研发。
在她看来，这个趋势的背后主要有两大因素，分别为人才和资本。“生物科技行业的优秀人才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同时，这是资本追踪低成本、利润最大化的自然选择。以新药研发为例，中国研发早期的成本仅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研发速度却比美国提高了一倍。新药早期研发项目的失败，往往会因为现金流的短缺而夭折，成本的大幅降低帮助更多的早期项目可以活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研发效率的提升与研发成本的降低从本质上改变了新药项目必须高投入的特点，在毛隽这样精明的投资人眼中，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时代机遇。
据了解，VVBI每年审阅近1000个项目，但精心筛选后真正投资的项目仅为二三十个，项目通过率控制在5%以下。“我们在投资高风险的生物科技上，进行财务投资，我们的标的就只能选择在三五年之内就能取得良好进展，然后会受到下一波资本的追捧。”她坦言。
卢毓琳认为，当下对于生物医药的投资的确空前火热，以科创板为例，国内有30家左右的生物医药企业已经在科创板上市，因此他坦言要警惕背后的泡沫。“2018年开始就有泡沫，2019年泡沫更大，2020年本来要往下走，疫情让大家觉得健康特别重要，钱往这块来涌，把市场往很高的点推，这个东西能不能持久?”
在他看来，中国生物制药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扎堆现象。他举例，药物的靶点是扎堆的，同质化严重，很多的PD-1在研和立项。但他依然坚定地长期看好生物医药的发展，“它一定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形发展的，未来十年生物制药领域一定会有一两次的泡沫的破裂。”
大湾区生物科技产业集群优势
自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香港和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大中心城市，在科创合作方面备受瞩目。
团结香港基金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生物科技是港深合作极佳的切入点，但港深两地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世界级的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建议采取“锚机构”模式，多管齐下，通过引进大型企业或建立大型研究机构，打造有利于本地初创企业和产业发展的环境，形成世界一流的生物科技产业集群。
卢毓琳被誉为“香港生物科技之父”，在他看来，由于货币、财税体制、生物医药监管制度不同，粤港两地之间生物医药产业互动还存在障碍；生物医药产品注册和产业化许可门槛存在差异，导致研发成果、新药产品无法快速进入市场，从而影响两地协同与创新发展。他坦言，目前两地政府部门、机构之间的参与度不高，绝大部分的合作仅停留在学术界、产业界，未能上升为制度或政策架构等。
香港在生物科技的基础研究走在前沿，但是把大学研究从实验室带到市场做得一般，基础设施薄弱，科研成果转化不足，政策力度不具导向性、针对性，“香港市场规模有限，产业链也不够完善。生物医药研发周期长、投资大，目前政府初创企业资助或本地的私人风险资本并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援。”卢毓琳直言。
事实上，香港本地医疗机构亦在积极探索新的跨境服务模式。2015年开业的香港综合肿瘤中心，为癌症患者提供一站式诊断及治疗的日间服务，疫情前有约一半的病人来自内地，对高端的肿瘤诊疗服务有巨大的需求。中心CEO唐嘉其表示，由于疫情“封关”下很多内地病人无法来港，中心正在进一步加强与大湾区医疗机构合作，利用远端诊断科技平台，在业内率先推出两地跨专科会诊模式。
“香港只有700多万人口，每年肿瘤的病患大概3万多，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是7000多万，肿瘤病患的数量有30多万左右，作为服务提供者就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唐嘉其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更多的生物科技公司落户或者上市。毛隽表示：“香港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在落马洲发展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将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有助于香港吸引更多的生物科技企业落地孵化。”
“我们的被投公司在港上市后，受到港交所，香港科技园，还有香港投资推广处不断的关注，鼓励及支持。其实公司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也不是很容易的，这些支持是很重要的。”
“香港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十分完善，我们被投公司在2019年上市之后，短短的一年多就融资了8亿多美元，充分证明了市场的成熟度。我们现在期待更加灵活的跨境合作，比如利用香港的体制、专业化优势，与内地庞大的人才库实现优势互补。落马洲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使得落地香港真正实现规模化。”毛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