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晓求：金融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做些什么？）
文/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
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首先还是要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从而，使我们拥有更坚实地实现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从制度层面上看，如何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财富的创造机制，设计出与新时期目标相适应的、能够让财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市场化的体制，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是共同奋斗。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乏路径、制度、政策的设计，目标的实现就会很困难。
我认为，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有不断丰盈的财富基础。中国社会现在还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2021年中国人均GDP应不到12000美元，离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还有一些距离。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的远景规划目标的设计，中国将通过15年的努力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就是我们还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地去创造财富，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路径，去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首先还是要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从而，使我们拥有更坚实地实现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从制度层面上看，如何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财富的创造机制，设计出与新时期目标相适应的、能够让财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市场化的体制，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这个体制当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从制度层面上看，一定是要深化改革，要让财富创造有扎实的制度基础，让人们有信心、有激励、有梦想、有目标，一种没有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不会产生丰盈的财富创造，也很难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还是要认真思考财富创造的机制和源泉。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其中，激励机制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自由的市场，交易，分工以及资本的作用，这些都构成了财富创造的重要元素。到今天我们还必须重视科技的作用，重视国际分工以及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机制等，这些都是财富创造和形成的重要元素。
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我们要尊重这些基本规则，才会有财富源源不断地创造，才会为我们未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扎实的基础。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目标，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是存量资产的平均化。共同富裕的财富形成机制非常重要。
第二个层面是政策设计。当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分配政策，这是我们所必须考虑的。财富的分配机制，从经济学基本原理上说，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现代社会，在文明社会，通过价值引导和道德感召，还会出现第三次分配。通过多次分配，社会运行会趋于和谐。
在分配制度上，学者们都做了很好的探索，比如说初次分配重点在激励，二次分配的重点在公平，三次分配则是一种社会感召能力，是自愿行为，这种自愿行为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分配理论及其功能是一个常识，不能随意颠倒。分配政策的重点一定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也是分配政策设计的核心和重点。
在分配政策环节，特别是二次分配，不仅仅是转移支付，也不仅仅是一个对低收入阶层以及贫困家庭的救助，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因为公共产品对社会的所有成员而言是平等享受，这是对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家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是一种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为贫困家庭以及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提供能力提升的机制。要为他们提供公平而良好的教育，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共同富裕所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要把第二次分配的重点仅仅放到转移支付上，转移支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力提升。
第三个层面是，金融能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做些什么？金融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和机制。金融对企业、个人以及区域发展，提供的是一种杠杆。这种杠杆如果使用得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认真研究金融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作用机制。
首先，社会所有成员，不论收入高低、地位高低、资产多少，所有的市场主体，无论什么成分、规模大小，都应获得与其信用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中国金融不能只为富人、大企业服务，服务对象应当不断下移，要慢慢地覆盖社会的所有成员。
虽然社会成员和所有市场主体，它们之间的信用是有差别。这种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因为金融运行的基础是信用，如果信用是黑洞，金融服务是无法完成的。金融服务必须把风险外置，如果风险一旦内置，就会出现严重的金融风险。
所以，金融改革也好，创新也好，金融服务也好，都要通过必要的手段，无论这种手段是传统的还是新的科技手段，目的都是要让风险外置。在风险外置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供他们所想得到金融服务。这个时候金融的普惠性就出现了。
普惠金融是在为小微企业思考，是在为中低收入阶层思考，是在为贫困家庭思考，思考我们的金融能为他们做什么。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传统金融的结构、方法难以实现这样一个远大目标。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大幅度提高金融科技水平，促使金融服务链条下移。要提高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科技化水平很重要。我是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赞成者、支持者，甚至是鼓吹者。我们不能因为某种业态出了问题，就否定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实际上是在拓展金融服务面，本质是提升金融效率。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是金融服务于共同富裕，让金融实现普惠性的重要基础和机制。
二是鼓励金融业态的多样化。中国金融面临着很多任务，包括功能多样性，效率如何提升，客户链条如何拉长，客户服务面如何扩展，这都是金融的普惠性。这些仅仅通过政策支持是不够，必须改革金融业态，使金融业态变得多样。不同的金融需求以及不同的群体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和金融服务业态是不一样的。没有一种金融业态可以包打天下，可以完成所有的金融服务。
比如，一个高科技企业处在死亡谷、婴儿期，这时商业银行是不会提供贷款的，企业又到不了上市标准，我们就必须创造与这种技术性企业相匹配的金融业态，比如风险投资，风险资本业态就出现了。我们要支持、鼓励这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创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中国金融发展最重要的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总有人想使中国金融回归单一金融业态，我不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单一金融业态看起来风险可控，但是功能单一、效率很低，难以实现金融的普惠性。单一金融业态的风险是单一的、存量化的，是累计的。一种金融体系是不是现代金融，很重要的是要看风险是不是可流动，风险是否可配置，资产有没有一种组合的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推动资产的多样性，风险结构的多元性，这样才能使中国金融结构上富有弹性，同时能够让它处在相对安全的状态。金融安全观、金融风险观要站在未来的角度去思考，站在现代金融角度去思考，才能未雨绸缪，中国金融不能回归传统。
中国金融只有在创新、技术进步和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有竞争力的金融，才可以通过这样的金融实现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1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编辑：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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